“降格”起诉暴露司法“折中主义”
作者:法学院  发布日期:2016-04-07  点击次数:199

降格起诉暴露司法折中主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傅达林

 

1994年,河南省汝南县两兄弟被杀。2009年起,5名嫌犯中的3人相继归案。因汝南县公安局将该案原始案卷全部丢失,汝南县检察院被迫“降格”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起诉3嫌犯。目前,案件尚未判决(11月1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。

原本把案子定性为故意杀人,但由于证据丢失,“没有其他人的证人证言,没有同案人的供述”,只能“降格”为故意伤害案来办,这样的处理策略折射出办案人员的无奈,也反映出司法实践中程序变革的“不彻底”。

司法活动中,证据对于案件审理的意义不言而喻。很大程度上,刑事诉讼的任务分工就是围绕证据的收集、整理、审核、采信展开的。在司法领域有个通俗的比喻,说公安机关是“做饭的”,检察机关是“送饭的”,而法院则是“吃饭的”。整个流程中,侦查机关“做饭”就是搜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的证据,然后由公诉机关进行审核,只有证据合乎一定的证明标准了,才能“端上”法院审判的案台。所以,如果把案件当作“饭”,那么这顿“饭”的主要食材就是证据。假如把做饭的主要食材都丢了,这碗勉强凑合的“饭”又该如何端出去呢?

毫无疑问,对于原始案卷丢失造成的司法困顿,公诉方并非毫无认知。“现在的诉讼证据要求非常严格,就目前来说,(这个案件)证据很单薄,很多疑点排除不掉,但就是这些‘夹生’证据,我们也好勉强起诉,哪怕将来逐步搜集证据也可以。”从公诉方的这番话语中,我们能感觉到他们的证据意识,也就是说,“送饭的”人自己也知道端出来的这碗饭是“夹生的”,送到法院很可能会被“拒吃”。遗憾的是,公诉方并没有勇敢地行使不起诉决定权,反而坚持“勉强起诉”,甚至期待将来的证据搜集。

或许检方有充分的自信,犯罪嫌疑人就是故意杀人的罪犯,仅仅因为案卷丢失就任其逍遥法外,多少有些心有不甘。问题是,法治赖以维系公民普遍正义的基石,并不是司法机关的自信与良知,而是一套近乎于刻板的程序规则,包括无罪推定、疑罪从无等基本的刑事法治原则。这些规则可能在个案中会放纵某个罪犯,但却能从源头上守住社会正义的大厦。

也或许检方的“降格”起诉,背负了较大的社会舆论压力。我们的社会总是对命案比较敏感,在取悦于民的“命案必破”背景下,好不容易抓住的凶杀嫌疑人,怎么可能因为案卷丢失就“放虎归山”呢?在司法实践中,故意杀人等死刑案件因证据不足而“降格”处理比较常见,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,司法机关基于社会舆论、民愤等压力,既不敢因证据不足作出无罪判决,又担心适用死刑会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,于是“降格”处理成为最好的“折中方案”。即便连公诉方自己也认为,“以故意伤害罪起诉,因为原始案卷的缺失,证据仍然不充分”,但仍然要坚持起诉,个中很多非法律因素应该还是存在的。

但再多的考虑都不能将司法视为儿戏,更不能对犯罪与否作“折中式”判断。如果这只是一个特例,我们也能理解司法机关所面临的个别化困顿;但是将其置于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改以来的司法实践中,我们不难发觉类似因为证据不足而“降格处理”的现象比较普遍。曾经震动全国的佘祥林冤案,当初就是由死刑被“降格处理”为15年有期徒刑的。其实,不管哪种形式的“降格处理”,只要我们稍微触及其内在的根本性原因,就会发现一种“折中主义”观念的潜在流行,而这种观念说到底,还是对司法法治规则的背弃。

因此,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,哪怕此前收集的证据完全能够定罪,只要裁判者没有看见,就应当适用疑罪从无原则,作出不起诉决定、撤销案件决定或宣告无罪判决。

来源: 法制网——法制日报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责任编辑:凌锋)